都受人尊敬!有了举人的身份,更不用愁生计。”

“更别说那些世家大族!”侯庸又叹口气,“诸位,在朝为官的江南进士不少吧?可曾见过哪个,愿意远离京城去做地方官的,嗯?除非是封疆大吏,对吧?”

“但是反过来,北方就不行!考不上举人,一辈子抬不起头。没有官身,家族就要败落!都说穷文富武,可读书也花钱呀!那考取功名,到底图什么?”

“就说臣,当年若不是考中了,否则家中仅有的几亩薄田,也都要用来抵债!而考取之后,才是真的鱼跃龙门!成为人上人!”

侯庸的话不能说全对,但必须承认,也有理!

上层经济决定下层建筑,南北的经济差异还有人文结构,导致着南北学子的心态截然不同。

尤其是人文,南方是宗族,而北方学子背后没有宗族。

“臣不是说推行新政是错!”侯庸又道,“新政的好处不胜枚举!”

在座的都是人精,新政的目的无非就是为国库开源,遏制日益扩大的士绅阶层,加强中枢对地方的权利这三样。

这三样就是大明的帝国的筋骨肉,让整个大明帝国形成一个拳头,而不是朝堂上如何如何,地方上却各自为政。

尤其是遏制土皇帝一般的士绅集团,民夫钱粮这样的大事,不可能放在放在他们手中,使得官府收税要人还要看他们脸色,和他们商量。

就更莫说再往上的官绅勾结,官商串联,乃至在江南士绅在朝中竖立一个又一个的代言人。

“臣要说的是,李侍郎的方法错了,手段错了!”侯庸继续说道,“太急了!太狠了!”

“哪个有功名的学子名下,不挂着别人的地?他一去就大刀阔斧以为是雷厉风行,却不知是捅了马蜂窝!他等于是和全山东的学子为敌!”

“如此,焉能不反!”

“况且!”侯庸的话掷地有声,“李侍郎本就是南人为官,去山东查案,有心人就会利用他的身份大做文章,说他是为了当年的南北榜挟私报复!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