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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允炆有些不以为然，低头一看，瞬间被其内容所吸引。

宁妃得意地看着朱允炆，说道：“寻常地方志，可没有如此完备考究，此书徵材宏富﹐考辨精审﹐条理秩然，可鲜有书超得过它。最可贵的是，这里绘制有大量舆图，即有当时皇城、京城舆图，也有浙江各县舆图，当然，还有一幅夫君必然感兴趣的舆图……”

朱允炆仔细看着《咸淳临安志》，点了点头，道：“西湖舆图！”

在这本书中绘制有清晰的西湖舆图，而且还是西湖湖山景观的全貌图，只不过这里并没有采取上北下南、左西右东的方向布局，而是采取的是上西下东，左南右北的方向。

从这个角度看，似乎是绘图之人，站在西湖东堤临安（杭州）城内，俯视西湖绘制而成。

画面由近及远，地势由低至高，显得极有层次感。

临安就绘制在近处，占据画面中央的是西湖，西湖三面环山，以山为衬托。观看画中西湖，其以苏堤、白堤为界，将湖面划分为不同区域；以“郎当岭南北分山处”为界，将武林群山分为南北。

在西湖之外，这幅舆图中还特别标注了南宋时期西湖周围的政区分界、诸军驻防、河流道路去向，潜县、昌化县、新城县、富阳县等标注清晰。

这幅舆图虽是极为难得，但必须说明的是，这只是一个简笔画，就没有上色，也没有体现细节，只是简单勾勒，介绍大致。

即使如此，也足以让朱允炆惊叹不已，因为这幅图的精准度，几乎堪比后世旅游地图！

要知道古代可没有卫星，没有飞机，也没有先进的测绘仪器，在南宋时期就已经将比例尺、方位、精度等做到如此优秀，如何能不让人惊叹？

事实上，古人在舆图（地图）方面的成就，被后世人忽视了。

至少在四千年前，中国人就已经掌握了绘制地图的方法，在《左传》中记载有“九鼎图”，在《周礼》中，关于图的记载有十七处之多，甚至还设置了相应的官职，如“天官冢宰·司书”，负责“掌邦中之版，土地之图”；“地官司徒·大司徒”，负责“掌建邦之土地之图，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抚邦-国。”

夏禹治水，史书记载“左准绳，右规矩，载四时，以开九州，通九道”，而准绳、规矩，正是测量工具。想来在那个时候，大禹就已经在丈量中原大地。

说古代地图，不能不提一个最著名的人物：

晋朝时期的裴秀！

裴秀可以说是集地图制作之法的大成之人，编制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地图集——《禹贡地域图》，并开创了制图六体：

“分率”（比例尺）、“准望”（方位角）、“道里”（直线距离）、“高下”（相对海拔高度）、“方邪”（地表平坦度）和“迂直”（考虑地形后的距离）。

前面“三体”是最核心的要素，后面“三体”是辅助矫正的要素。

可以说，古代中国人将制作地图的标准流程化，是需要感谢裴秀的，是他奠定了制图理论。

除了裴秀的“制图六体”法，中国人还有另一种方法制图，即“计里画方”。

所谓“计里画方”，便是先在图上画满格子，每一个格子的边长代笔一定的里数，然后在图上绘制内容，以确保绘制地图的精度。

比如唐人贾耽的《海内华夷图》，北宋沈括的《天下州县图》，都是采取的“计里画方”，精度足以令后世人惊叹不已。

当然，元朝时期的数学家郭守敬也为地图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，创造性地提出了“海拔”的概念，别以为这些事都是后世才有的，几百年前老祖宗都在用了……

朱允炆看着《咸淳临安志》中的西湖图，正与宁妃说笑着，船帘被掀开，薛夏禀告道：“爷，前面河道变窄，怕是行不了船。”

“河道收窄？”

朱允炆有些意外，走出船舱看向远处，看着前面骤然收窄的河道，不由皱眉：“这河道收窄太过突兀，一旦发了大水，这里岂不是很容易成灾？”

既然河道走不了，距离杭州城已是不远，朱允炆便下令就近上岸。不远处有一处简易渡口，一行人自渡口向西南而去。

朱允炆看向宁妃，道：“我们先至西湖，休息与准备一日，再回韩家吧。”

宁妃莞尔，道：“听夫君安排便是。”

行过五里路，已可以远远看到西湖。魂牵梦绕之地，令有些疲倦的朱允炆振奋起来。

“宋时苏轼曾写出‘欲把西湖比西子，淡妆浓抹总相宜’的诗句，杨万里写出‘毕竟西湖六月中，风光不与四时同’，可见这些古人对西湖推崇备至。”

朱允炆期待地说道。

宁妃看了看朱允炆，拿出手帕给朱允炆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，道：“那是宋时西湖。”

朱允炆笑道：“我知道。”

自信“知道”的朱允炆，终于还是“不知道”了。

薛夏找了当地人询问，最终指了指前面的湖水，对朱允炆说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