禁令,看似荒诞不经,难以理解,实则另有原因。

最大的原因,那就是朱元璋出身寒微,疑心极重,动不动就怀疑官员是不是真心为自己干活,心情不好的时候,就搞几把文字狱过过瘾。

比如翰林编修高启作诗“小犬隔墙空吠影,夜深宫禁有谁来?”朱元璋一看,好嘛,这不是骂我是狗吗?

于是,高启被腰斩。

又比如中书詹希原给太学写匾额,“太学门”三个字,其中的“门”字少了最后一勾。

詹希原是个书法大家,觉得这样写舒坦,艺术。

可朱元璋看了,你写的是这啥字?

门不是门?

岂不是阻碍我招纳贤才吗?

推出去,斩了!

看吧,艺术创作也是要冒风险的。

再比如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《长寿表》中写了句“垂子孙而作则”,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《贺冬表》些写了句“仪则天下”,桂林府学训导蒋质的《正旦贺表》写了句“建中作则”,就因为“则”音同“贼”,朱元璋认为这些人在骂自己,咒自己,一律杀了。

对活着的人搞搞文字狱也就罢了,朱元璋对死了的人也不放过。

洪武二年,朱元璋下令将孟子牌位撤出孔庙位。

洪武二十七年,朱元璋下令删减《孟子》,像是“民为贵,社稷次之,君为轻”、“君之视臣如土芥,则臣视君如寇仇”等言词,明显不尊重帝王,一律删了。

删完一看,好了,书少了三分之一,以后你们读书人,背书也轻松点。

朱元璋在禁锢文人思想的同时,也没有放松对民间思想的压制,所以才出台了“但有学唱的,割了舌头”等内容的禁令。

文人思想不活跃,民间思想也不敢动弹。市场需求弱,卖书卖不出去,民间书坊发展很是缓慢。

事实上,明代初期,书坊最发达的地方并不是京师,像是国子监、太医院、经厂等官刻,也就给朝廷办差或印刷个教材,谈不上多大规模。

福建建宁府,具体来说,是建宁府辖区内,闽北武夷山脚下的建阳,那才是明初的“印刷中心”。

至于建阳书坊印刷的内容,除了官修书之外,还有《大诰》、《大明律》等,至于小说杂谈,往往需要再三审核,谁也不敢轻易出版。

万一里面有个“生”啊,“则”啊之类的字,或者是贬低皇族的,宣传社会不安定的,那写书的人说不定就得掉脑袋。

当然,写书的那位也不孤单,印书的人会陪他一起上路。

罗贯中实在是没办法了,去建阳问过了,人家不给出书,临走的时候,还送了几根毛竹,那意思是说,书坊虽然是我们的,但管不了这些事啊。

腹中空空,无能无力。

不甘心的罗贯中,听闻皇上发出了盛世宣言,又接连出台了不少令人耳目一新,利国利民的法策,京师似有解禁风潮,罗贯中这才千里迢迢,转而来到京师,寻找最后一线希望。

不过,走遍京师,也无人愿意接自己的文稿刊印。

朱允炆看着颓废与苍老的罗贯中,说道:“既然没有人给你出书,那我给你出!”

罗贯中惊讶地看着朱允炆,惊喜道:“公子所言不虚?你真可以这让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刊印,流传于世?”

朱允炆认真地点了点头。

“可公子都没有看过我的文稿……”

“我看过,熟得很……”

“啥?”

“咳咳,那什么,我看先生有大才,又与书坊主人熟得很,所以,这书,我出定了!只不过,罗先生,这费用问题,我们需要好好商量商量……”

朱允炆擦了擦眉头的汗。

眼前的可是小说界大佬啊,比起后世那些天天敲键盘的,强千百万倍了,太激动了……

“只要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可以刊印,纵我荡尽家财,也在所不惜!”

罗贯中坚定地说道。

“荡尽家财?”

朱允炆愣了下,连连摇头,说道:“先生,我印你的书稿,拿着你的书稿去卖钱,取利不菲,为何还要先生出资?我是想与先生商量,不如将这书稿的版权,以两千两卖予我,如何?”

“何为版权?”